企业名称的确立，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年代有不同的色彩，它与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思想文化的发展有很大关系。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企业名称的确立一般是以企业创始人的名字或吉祥、响亮、含蓄、趣味等方面的因素来确定。

      在我国，新中国成立之后实行计划经济，因而企业的名称根据国家统一的原则，都由企业主管部门来确定，企业自身无权确立或更改名称。那时企业名称的构成绝大多数为“三段式“或“四段式“。所谓“三段式“，就是地名+经营业务名称+企业组织形式，如上海汽水厂。所谓“四段式“，就是在“三段式“上再加上财产责任形式，如国营南京无线电厂。用这两种方法命名企业，一方面可看出企业是属于全民所有制，还是属于集体所有制，明显显示出计划经济的色彩；另一方面，可以看出企业的所在地及本企业生产什么产品，但根本看不出企业产品的知名度与竞争力。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企业名称及其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是在企业名称中出现了商号。如北京四通集团，其中“四通“是企业商号。而且作为区别不同企业的企业名称，基本构成变为“两段式“，或是地名+商号，如“西安杨森“；或是商号+经营业务名称，如“春兰空调“；或是商号+企业组织形式，如“海尔集团“。而无论哪种“两段式“，商号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识别经济主体的主要样式，企业名称实际上是指商号。只有商号才是企业名称中的形象要素，是可以用名称专用权加以保护的东西。

      商号虽只是几个汉字的组合，但表现的绝不仅仅是几个汉字所固有的含义。作为企业标识，它储存着企业资信及其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等信息。这就使其成为商誉的载体而具财产价值，同时，就某个商号而言，它还反映着该企业的文化品位，沉淀着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特定群体的文化心态及其商业追求，具有潜在的文化价值。显而易见，一个著名商号确是一份十分重要的无形资产。然而中国许多企业，因为至今仍忽视亮出自己的商号，在市场竞争的叱咤风云中，留下了诸多遗憾。众多中国货在国外被沦为廉价品代名词的严酷现实，有不少就是商号不响商誉不高酿成的苦果。
 
      在国外，商号早已成为巨大的无形资产。“万宝路“的商誉已高达440亿美元，相当于其年营业额的两倍。家喻户晓的“可口可乐“，其商誉已值334亿美元。早在1967年，可口可乐公司就宣称，即使公司一夜之间化为灰烬，照样可以起死回生，因为凭商誉，立即就有大银行找上门来贷款，这就是著名商号所独有的魅力。而企业命名在国外成为一个产业，足显国外对企业命名之重视。1995年企业命名、品牌命名在美国业务已达2.5亿美元。依托命名业发展，国外已形成众多的著名机构，如英国的Znterbrand(国际品牌集团)Novamance(新标志公司)，美国Namestormers(命名风暴公司)、Landor（兰多）、Lexicon(词霸命名公司)和Namelab(命名实验室)。

      所以企业名称作为企业整体的化身，已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掂出了份量。如何培育企业自己的商号，中国企业界正进行着艰苦卓绝而卓有成效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