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龙的名人
大奸大恶
肖龙者,名垂青史的不少,遗臭万年的也不乏其人,这与龙有善、恶之分倒也不谋而合,但话说回来,做有成就的好人固然不易,做大奸大恶之人尢其需用要超凡的胆识和勇气。
魏忠贤
原名魏进忠,河南府肃宁县人,生于1569年,可以说是历史上龙年出生头号大奸大恶之人。
魏忠贤少年家境不详,只知他生于一个破落户,自小不成家业,单学些游荡本事,吹弹歌舞绝伦,又好走马射箭,踢球下棋逢对手,斗大的字不识一个。结些个无赖朋友,游手好闲,荒淫无度,后来凭着弹唱的几手绝活,进京谋事,认识了管皇城的何内相,花钱买了个礼部长班的位子。他乖巧奸猾,其他得上司欢心,暗里包揽词讼,骗诈钱财,吃呒嫖赌博,样样俱全,后终因东窗事发,革职受罚,流落到涿州,正是盛夏时节,嫖时染上的性病发作,臭气熏天,浓血淋漓,几次寻死不成,山穷水尽之时看见一伙太监耀武扬威,吃喝不悉,遂动了羡慕之心,又不耐性病的折磨,索性趁醉自己净了身,做了个太监花子,在临哺地方和一帮太监乞丐们厮混,卖过狗皮膏药,帮人挑卖过水,后来认识了后宫管事殷内相,因他弹得一手好曲,唱得一口好歌,把他引进了大内皇宫,与年少的朱由校(即后来的明熹宗天启皇帝)相交甚厚,不久,16岁的朱由校登基做皇帝,漂泊半生,53岁的魏忠贤终于时来运转了,被从内宫监特恩提拔为司礼监,管百官闻之色变的特务杨构东厂,天启帝还御亲赐了“忠贤”的名,成了最受皇上恩宠的人。
此后,魏忠贤变得既不忠与不贤,他内结天启乳母客氏,外收东林党的反对派作羽翼,逐步形成一个以他为核心的宗派组织──阉党,对带有进步倾向的东林党人发动进攻,逼迫其首领高攀龙等人罢官或辞职。1624年,东林党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向魏忠贤等人反攻,杨涟上疏参魏忠贤24条“大奸恶”,百官响应,弹劾魏忠贤的呼声一时其他嚣尘上。阉党迫于形势,表面上作了收敛,暗地里伺机反扑,第二年机会来了,东林党人辽东结略使熊廷弼、王仕贞失陷广宁城,魏忠贤当即联名上表,诬千熊迁弼曾贿赂杨涟、左光斗以求减罪,大兴冤狱。天启偏信魏忠贤,不仅诏决熊廷弼,还把杨涟、左光斗等杖毙狱中,还按魏之爪牙王绍辉编的《东林点将录》和崔呈秀的《同志录》一一斥逐、捕杀东林党人。魏忠贤总揽朝内外一切大权,人称“九千岁”,除提督东厂外,于官中设“内标”万人,武装太监,带甲出入,朝中官吏多投魏门,号称“五虎”、“五彪”、“十孩儿”、“四十孙”,就差没把江山改姓了。更有甚者,各地一些善长吹牛拍马的人为他大建生祠,活着的人享受人间香火,真可谓空前绝后了。
魏忠贤坏事做尽终有时,不过6年的光阴,天启皇帝驾崩了,失去了这个靠山便树倒台猢狲散,新登基的崇祯皇帝早就看不惯魏忠贤的专横跋扈,按祖制差他去守灵,继而削无能为力了他的所有要职和大权,他的门徒们大难临头各自飞。一月之内,各地官民上本论魏忠贤之罪的竟达数百本,崇祯片纸不遗亲阅上本,看到阉党所为令人发指,不禁区动怒,下诏擒拿魏忠贤等到人缉没家产,魏忠贤自知一生罪孽深重,于1628年11月在押解途中解下自家腰带,悬梁自缢而死。民愤不平,仍遭凌迟三千六百刀。
黄金荣
字锦镛,浙江余姚人。自幼顽皮,喜欢恶作剧,和街头少年成帮结伙,惹是生非,已是恶名在外。后闯入上海滩,在法租界巡捕房谋了个公差,由于他善于察言观色颜观色、见风使舵,又有一帮称兄道弟的巡捕捧场,很快就在法租界占稳了脚跟,并被提升为督察长。他看见青帮在上海很有势力,不久就加入了这个民间秘密会社,凭着他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在上海大开山门,广收门徒工,逐渐成为青帮的“龙头老大”,并把青帮逐步由会社改造为事带有浓厚黑社会性质的帮会,发展成了渗透到大上海各个角落、各个领域的又一庞大社会势力,仰仗帝国主义做靠山,在沪上横行霸道。
1927年3、4月,蒋介石率北伐军到了上海,黄金荣和杜月笙、张啸林等到黑社会头子与蒋会唔,他们臭味相投,在反共、消灭工会、镇压革命等方面很快达成一致。尔后,由青帮出面,组织流氓打手集团,成立所谓“中华共进会”的恐怖组织,配合蒋介石的政变。4月12日凌晨,在蒋的统一布署下,身穿蓝公短裤,臂缠白布“工”字符号,冒充工人的黄金荣手下人马,全副武装冲出租界,进攻驻在上海各区的工人纠察队,制造上海工人"内讧"的假象,蒋介石的军队乘机镇压,制造了“四·一二政变”。
政变后,黄多荣作为有“功”之臣,摇身一变,成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少将参议和行政院参议,可异好景不长,在蒋介石的猜忌下坐上了冷板凳,此后远赴香港做了名寓公。
属龙者,无论做好事,或是干坏事,都有有强烈的成功欲望和周密的计划,因此一旦干坏事必定是大奸大恶。所幸这样的“恶龙”比较少,否则会连累所有肖龙者挨骂!
帝王将相
古代相术认为,属龙的人气宇轩昂,有王者之相,大富大贵之命。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确有不少帝王、名将、名相出生在龙年,不过,他们的成功,多数是凭着自己的奋斗不懈拼杀出来的,他们的一生,是血和汗凝结而成的耀眼光环。
朱元璋
公元1328年,农历戊辰(龙)年,安徽濠洲钟离一家朱姓贫农,当新生命呱呱附地,适逢风雨交加,雷电大作,男孩出生时一道闪电直刺窗内,民间术士以为真龙出世,父母和乡邻都对这个孩子另眼相看,他就是朱元璋,因为生于8月初八,故而幼名朱重八。
相传这消息曾传到统治者耳朵里,他们千方百计地想除去“真龙”。一次他们请了一个先生,料定某月某日某时“真龙”骑马必经过某地,官府派了百余精锐士兵等到了一天,后无精打采地回来了,说一个骑马的人也没见到,只有一个小孩骑着一根五、六尺长的竹竿走过。先生捶胸跌足道:“天意!天意!孩子的竹为马,他就是将来的天子啊,今日良机错过,大元气数尽了。”
这里有许多附会、封建的内容,但朱元璋小时候就已成为孩子王却是事实。他十四岁那年已成为一个精悍深沉、英气勃勃的少年了,偏偏这年江淮大旱,颗料无收,朱家本来就穷,朱元璋父母又染上了瘟疫,双双去世。朱元璋走投无路,便投到附近的皇觉寺里当了一名小沙弥,后来庙里也断了香火,他只得拿着钵盂游方化缘,这才度过了灾年。
1347年,17岁的朱元璋回到家乡,家乡已成为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之一郭子兴的据点,朱元璋蓄发还俗,加入了反元队伍,以自己突出的组织能力和军事才干,很快得到郭子兴的赏识和提拔,郭子兴还把自己的义女马氏嫁给了他。到期1355年,年仅27岁的朱元璋已官至大农民政权的左副都元帅,郭子兴和他的长子郭天叙相继病死战死后,他更成了这支农民军的实际领袖。
在元末并起的群雄中,朱元璋并不算强大,刘福通、张士诚、徐寿辉等农民军无论从人力、物力、财力上都远远超过他,但他善于审时度势,寻找时机,向元势力薄弱的地区发展。儒士朱升向他献上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三条帝业妙策。使朱元璋的队伍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有充裕的时间性和精力用于发展生产,缩小、减少了元政府的注意力,取得了壮大队伍的实效。在以后的几年间,尽管他的势力已扩展到足以称王,自成一体的地步,但他仍然打着小明王韩林儿的旗号培杆自己的势力,甚至在小明王遭到了张士诚围攻时,还亲率大军北上救援,这招一石二鸟,既把小明王控制在自己的掌心,又取得出小明王其他部下的支持,他的势力更加庞大了。所以当他平定群雄,逐败元军后,便轻而易举地借口接小明王从滁州来南京议事,中途凿沉坐船,除掉了小明王。这是已没有任何一支力量可以阻挡朱元璋改朝换代的步伐了,1368年朱元璋终于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成了明王朝的开国皇帝。
朱元璋当皇帝当得并不轻松,他时时怀疑部下对他的忠诚,设立锦衣卫监视群臣,甚至自己还常常微服出访,弄得大臣们人人自危,进退两难──吏部尚书吴琳告老还乡后,朱元璋派人暗查他有什么“不轨”言行,结果派去的人看到昔日威风凛凛的吴尚书变成了一个佝偻着身子忙着插身的老农,朱元璋这才放心;大学士宋濂在家私宴亲朋好友,第二天上朝时朱元璋就让他如实报告请些什么人,吃的什么菜,喝的什么酒,宋濂莫名其妙,照实说了,朱元璋拿出暗探绘制的宋濂请客坐次图和情况表一一核实后笑笑说:“很好,没骗我!”吓得宋濂再不敢请客;大将徐达、蓝玉、丞相胡改庸等人都因朱元璋怀疑他们谋反而赐死,有人作了《谢表》赞朱元璋“圣德作则”,他疑作者是故意挖苦他曾经“作贼”,当然要砍头;还有人作文中用了“睿性生(僧)知”等活拍他的马屁,结果也因他疑心是揭他曾是个和尚未而掉了脑袋。但在客观上,朱元璋采取的一些措施,如普查户口,丈量土地,均平赋役、兴修水利,推行屯田等对当时国内经济的恢处长、社会的安定还是起了积极的作用的。
1398年,70岁的朱元璋因病去世,他的一生功过,成为后人反复评说的话题。
班超
我们都读过“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个成语,你知道这个成语是怎样得来的吗?说起来它和东汉时期一个叫班超的有很大关系。
班超祖籍扶风安陵,生于公元32年,这一年是农历壬辰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龙年,他有个哥哥叫班固,是东汉著名历史学家,所以班超字叫仲升,仲者,老二也。
班超从小勤奋好学、崇文尚武,立志要象西汉通西域的张骞那样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那时候经过西汉末年的战乱,西域重新陷入匈奴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与中原音信隔绝,著名的“丝绸之路”也受阻中断。公元73年,东汉政府决心重新打通西域,派窦固带领军队分道出塞进攻匈奴。初出茅庐的班超在这次战役中崭露头角,他以代司马的职务,率偏师千余人侧击伊吾卢,策应主力,在巴里坤湖大败匈奴军队,为战役全面胜利奠定了基础,受到大将军窦固的赏识,委他36人组成的特使通好西域各小国。
班超等人先到了鄯善,鄯善王对他们热情相迎,可是不久就冷淡疏远他们了,班超觉得事出有因,派人暗中查访,原来在他们到达的第二天,匈奴使者也率百余人到了鄯善,形势对一鄯善起了变化──匈奴人多,东汉人少;匈奴人近,东汉人远,所以鄯善王的态度有了转变。班超立即召集随行36人,仔细地分析了形势,有人提出匈奴人多,鄯善王又明显地已倾向于匈奴,留在这里凶多吉少,不如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班超不同意,他说:“鄯善王一开始对我们很诚恳的只是匈奴使者来了之后慑于匈奴的威胁才不敢接近我们,要是我们这时候退缩,不仅完不成通好西域国的使命,而且还会使各国小看我们,丢了汉人的脸,所以我们只能进,不能退!”大家经过一番议论都表示愿意听从他的吩咐,让他拿主意。班超果断地下达命令:“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今天我们就杀死那些匈奴来使!”他把36人分为2组,一组10人,在匈奴驻地上围潜伏,华丽人一面大军鼓;其余的人纵火杀入匈奴营地。当夜大风,火借风势烧得匈奴来使措手不及,加上外面鼓声震天,仿佛汉军主力从天而降,顿时斗志松懈,自相践踏逃窜,结果30余人被子休养,百余人被烧死。第二天鄯善王得到消息,震惊之余又十分佩服班超的大智大勇,当既决定脱离匈奴,通好东汉。
之后,班超继续向西到达于阗,杀死了匈奴派在那里的“监护使”,争取了于阗王;第二年又消灭了匈奴在疏勒的傀儡政权,重立疏勒人拥护的新王。打通了丝绸之路。
班超完成使命,公元75年他接到趄迁要他回京的命令,准备回京,西域各族人绵延几百里挽留他,有的还抱着他坐的马足不让走。班超不忍忤了民意,伤了民情,只好向朝迁修书说明情况,留了下来。这一留就是30年,30年间,班超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下,只有一支千余人的“老兵”队伍,但始终能够控制西域的局势,表现了他优秀的军事才能和杰出的政治才能。公元102年,年过古稀班超回到了阔别多年的京城洛阳,不久即因病去世。
军阀官僚
军阀官僚,可以说是旧中国的地方实权派或是政府实力派,他们在权力争夺游戏中见缝插针、左右逢源,其原因在于这下地人大多具有非凡的判断力,这与古代相术中对肖龙者的特征描述确有巧合之处。不过,官场沉浮,尔虞我诈,又岂是一个“龙”字可以说清的?
徐树铮
字又铮,安徽萧县人。早年投靠段祺瑞而做文书,经段保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回国后一直追随时段,是北洋军阀时期著名的官僚和政客。
徐树铮回国之际,下赶上护法运动,军阀之间相互倾轧,争权夺利。为了使皖系军阀能在北京长久统治下去,徐树铮专门在北京良福胡同租下一所大宅院,用于招待和笼络接近皖系的议员,这里成了皖系经常取胜会的场所,史称“安福俱乐部”,以俱乐部为中心,形成了拥护段祺瑞的官僚政客的一个新派系,即安福系,成为段祺瑞的势力基础,徐树铮因而一升再升,很快爬上了陆军次长的位置,被段视为干将和左右手。
1918年,徐树铮指挥安福系成员分赴各地,以威胁、贿买等手段拉选票,在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组织了新一届安福国会,为段祺瑞假共和真独裁又多添了件装饰品。
徐树铮还积极为段祺瑞谋划抢夺西北地盘,出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总司令。此时的徐树铮,手握边防军三个师四个混成旅的强大兵力,一手控制了晋、陕、甘、新、内外蒙诸省的一切军政大权,政治势力达到顶峰。
1920年直皖大战爆发,皖系先胜后败,徐树铮遭到通辑,列为安福系十大祸首之一,在日本人的帮助下逃到上海躲了起来,江浙战争中又出任淞沪联军司令,失败后流亡欧洲。1925年段祺瑞再度担任临时执政,召他回国,不料在廓坊被冯玉祥部下逮捕处决。
文人墨客
属龙的人,多数属于理想主义者,他们事事追求完美,无论是否可以达到目的,总是热情不减。这种执着,往往对他周围的人产生巨大的感染力,从而形成一个富有生机和朝气的群体。这些特性,在属龙的文人墨客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蔡元培
在近现代的中国,有一位属龙的著名的教育家,不仅以其创办、改革新式教育的成绩蜚声海内外,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而且他那独特而丰富的经历──由教育总长而出国留学,由留学而北大校长,再出国留学,再任教育总长,也是在中外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他就是蔡元培。
蔡元培,字鹤卿,号子民,浙江绍兴人,1868年出生,他幼方块字诗书,博学多才,30岁前就官至清政府的翰林。1898年因看不惯清朝廷的腐朽和顽固,辞官回乡提任绍兴中西学堂的监督,开始了他创办新式教育的历程。1902年他发起组织“中国教育会”创办“爱国学社”,宣传民主革命。满清政府被推翻后,他抱着"教育兴国"的思想,担任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第一任教育总长,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主张打破“忠君”、“尊孔”的封建教育体系,建立体育、智育为主的强兵富国的资产阶级教育体系。由于袁世凯篡夺了革命胜利果实,年过不惑的蔡元培流亡在国外,边留学边考罕西方的教育制度。
郭沫若
原名开卢,号尚未武,四川东山县人,著名作家、诗人、历史学家、剧作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1914年赴日本学医,回国后从事新诗创作,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1921年出版个人第一部诗集《女神》,在文艺界有较大影响。北伐战争中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大革命失败后旅居日本从事史学及甲骨文、金文研究。抗战爆发后回国领导抗战文艺运动,推出《屈原》、《虎符》、《棠棣之花》等宣传爱国思想的历史剧。1949年后担任全国文联主席、副总理、副委员长,科学院院长等职务,他学识渊博、才华横溢,是继鲁迅之后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旗帜。
除文学之外,郭沫若在史学方面有三大贡献:他在第二次旅日期间完成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史的划时代菱;他的《青铜时代》确定了中历史分期的标准;他的《甲骨文字研究》开创了中国古文字研究的新局面。
郭沫若的政论文也相当出色。1927年3月完成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揭露了蒋介石假革命之名反共之实的真面目,在民众中有很大影响;1944年在延安发表的《甲申三百年祭》,深刻总结了李自成起义失败的教训,被定为延安整风运动的学习文件。